李廉先生

杨福生

        每当说起当下的教育，我便想到先生李廉。

　　李廉先生是我的老师，但并没有给我授过课。他的夫人魏先省先生则是我的业师，且是我初中一年级的班主任。

　　李廉先生那时是教导主任。每周星期一早晨七时至七时半，他总会站在学校大门口的台阶上给我们训话，内容是总结上一周情况，布置本周教学任务，对一些班级和个人，或表扬，或批评。

　　学校大门台阶下，经过扩大填平，可容数百人。开会时是会场，上早操和体育课时是操场，吃饭时是饭场。大门东向，所以先生训话时总是迎着朝阳。先生态度从容，温文尔雅。说话不疾不徐，时或插上两句“吾日三省吾身”、“学而时习之”之类的话，使我们感到十分新鲜。因为早就不读四书五经，学生对孔孟一无所知，所以每周一的“朝会”，就成了我们十分向往的课堂。在他身旁，站着各班班主任和其他老师，气氛严肃庄敬。自此，先生训话的场景与神态便与“教育”联系在一起，定格在我的脑海中。后来每提到教师和教育，李廉先生训话的这一幕便自然地在我头脑中凸显出来。因为自此以后，我再没有感受过如此肃穆庄严又朴实无华的训导气氛。

　　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我读初中时的有关背景。

　　1958年，因“大跃进”的缘故，巢县黄山初级中学应运而生。教师基本上是黄麓师范的毕业生。李廉先生那时是巢县一中的教师，被任命为黄山初中教导主任后，携同样是黄麓师范毕业的夫人魏先省先生赴任于此。

　　学校选址在巢县黄山的龙华寺。龙华寺传说为宋代建立的寺庙，有屋九十九间。但抗战时，寺庙被毁大半。至1958年，寺仅存一四合院，房屋不足四十间，且亟待维修。但山上有龙华泉，四季不涸，剖竹导入厨下。泉下林木葱茏，修篁森森，白鹭翔集。当年栽下的银杏已逾千年，浓阴匝地。我读初中时正是1959年的9月，是该校招收的第二届学生，连同上一届，全校共约近500名学生。因校内无宿舍，我们借住于山下周边农村。我们班住的那村离校两华里，“大跃进”时建有“大礼堂”一所，此时空置，男生们便住进去，一律打地铺。女生则安排在村中农家。

　　若说吃的，则更差。众所周知，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，我国已进入“三年困难”时期。1959年下半年，尚有山芋、南瓜甚至米饭，但1960年后，则只有山芋干、野菜了。那时考上中学，便把户口转到学校吃商品粮，所以我们每天有八大两粮食（后来降至五两）供应，还不至于吃榆树皮和观音土。

　　或者正因为这一原因，我们很珍惜那“中学生”的身份，翻山越岭上学和睡地铺都不觉其苦。当然，最关键的还是对“学而优则仕”的前途充满希望和学校特有的庄敬慎独的氛围。

　　那时有一位特别器重我的语文老师赵安远先生（关于他的事，见拙作《安远先生》，《安徽文学》2004.11），每临到他值班时，他总找个借口把我带上和他一道“值班”。所谓“值班”，就是在那个不大的四合院里巡视一番。那时既无小偷更无盗贼，“巡视”纯为形式，而真实的原因是“值班”可吃一顿米饭，油炒咸菜，辣椒很多，吃上一脸盆也不觉得饱。事隔四十多年，有天我去看望李廉先生，谈起此事，他说，那是他们校领导当时所做的一项举措，有意用这种方式给教师每周吃一顿饱饭，当时能做的，也只能这样了。听到这话，我十分感慨，方知当年他们办学的“人性化”，心中对李廉先生又增加一分敬意。

　　李廉先生是诗人，那时致力于儿歌创作，县内已经很有名气。我上二年级的时候，胡诌过一首“儿歌”，贴在学校墙报上。不意被先生看到，他改了改，登上《牡丹》杂志。我的名字用铅字刊出来，就是从那时起。《牡丹》当时是县文联办的刊物，此时李廉先生已调至该刊任诗歌编辑。

　　因为这个缘故，1962年我考上县一中高中后，便经常去巢县日报社看望先生。那时《巢县日报》初办，先生调任该报的文学编辑。他鼓励我多写稿，我便一连串写过几篇散文给他，他仔细改过后，都发表了。每篇稿费很少，不过两三元。但那时的两三元，足够我一个月的零用钱。又是四十多年后，有一天他翻出他自己装订收藏的1964年的《巢县日报》，把刊有我一篇小文章的那页抽出来赠送给我，让我激动不已。因为那时我所发的文字，一点无存，想不到在先生那里，却“留养”着我四十多年前的“早产的婴儿”！

　　先生晚年，我常去看他，也向他约过稿，为他发过稿。这并非为了回报先生，而是因为先生对巢县文化的熟悉和造诣。近几年我因关注巢湖文化，又主编学报，便自然想到这方面的学人，李廉先生正当其选。他写过不少巢湖文化方面的文章，都有根有据，不能落实之处，均以“存疑”录之。其严谨与执著，一以贯之。巢湖市80年代后出版的多种有关巢湖名胜、文化传说方面的著述，大多源于李廉先生的手笔，但却大多并未注明出处在李廉先生。一开始他还有点不以为然，后来这样的事多了，他反而淡然一笑：“算了，让他们用去吧。”

　　李廉先生始终清秀、白净。2008年春天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依然如此。尽管已近八十，却未见老态。不想几个月后竟倏忽仙逝，真让人惊诧莫名！魏老师电话告诉我，先生临终，遗嘱要求丧事一切从简，尽量不惊动他人。所以用“清、白”二字概括先生的一生，实在恰当不过。

　　李廉先生一生从教的时间并不长，也没有在课堂上教过我，但在课堂外，他教给我很多。教学与教育是不一样的，教学不外是知识的传授，能教人某种知识或技能而称“师”者，比比皆是。而教育，是润物细无声的感染和熏陶，所凭借的是学养与风度，非人人所能当者。教学是教人“做事”，教育是教人“做人”。“做事”是可以学而得之的，“做人”却非学而可得，是渐进养成的结果。每周一“朝会”那一幕至今让我印象深刻，是因为那场合那气氛的肃穆庄严，是李廉先生的教育家风度。人是环境的动物，什么样的环境会造就什么样的人。学校是教育人的场所，犹如教堂和寺庙，是需要有与之相应的“宗教”环境的，这就是孔老夫子说的“礼”。孔子说“克己复礼”，说“不知礼，无以立”，可见“礼”在教育中的重要性。而今，“礼”早不存，学生除了为应试而读书，无从感受到这一育人气氛，得不到这一环境熏陶。受教育者缺少了尊严和自信，也缺少了接受教育的兴味和乐趣，学校已成了单纯灌输知识的培训所，教学虽有之，教育则无。沈宁先生说：“中国大学没教育，中国大学生有技能没文化”（《社会科学论坛》2007.2.P152），其实是从中小学就开始了。

        杨福生简介：1946年出生，籍贯巢湖市。安徽省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，安徽省社科联《学术界》杂志社编审，巢湖学院教授、滁州学院特聘教授。目前出版学术专著七部，译著一部，论文一百多篇。近年主要从事《西方文论》教学和研究及环巢湖文化研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