著名学者、书画家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于6月30日凌晨2：56分在京逝世。这是中国知识界的重大损失。

　　启功先生字元白，1912年生于北京，满族。幼年失怙且家境中落，自北京汇文中学中途辍学后，发愤自学。稍长，从贾尔鲁先生(羲民)、吴熙曾先生(镜汀)习书法丹青，从戴绥之先生(姜福)修古典文学。刻苦钻研，终至学业有成1933年经傅沅叔(增湘)先生推介，受业于陈援庵先生(垣)，获闻学术流别与考证之学。援庵先生慧眼识才，聘为辅仁中学国文教员；1935年任辅仁大学美术系助教；1938年后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，兼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，从事故宫文献馆审稿及文物鉴定工作；1949年任辅仁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学博物馆系副教授；1952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、教授至今。现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、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、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、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、博士研究生导师。

　　启功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、画家和书法家。他著作丰富，通晓语言文字学，甚至对已成为历史陈迹的八股文也很有研究；他做得一手好诗词，同时又是古书画鉴定家，尤精碑帖之学。碑帖之学是明清两代兴起的一门学问，这门学问现在随着地下墨迹的不断出土，开辟了新的境界。他就是这片园地的开拓者之一。

　　启功先生的书法理论著作，他的发比喻，时出妙语，对书法艺术以及书法史上的许多问题，有其独特的《论书绝句百首》，这是他数十年书法实践、研究的体会。特别是诗中的自注，行文隽逸，阐见解。

　　启先生的教学总是同他的学术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，讲课，写文章极注意做到深入浅出，化繁富为简明，化深奥为平易，从不板起面孔故弄玄虚地吓唬学生，所以总让人感到读书求学乃是一项愉快的活动，而不是那么枯燥乏味，艰深困难。如诗歌格律问题讲不好就很使人厌烦，但启先生却绘成图表教学生掌握其变化规律，使学生很容易就了解到它不但有规律可循，还有其灵活性。

　　可能是出于教师的职业习惯，启先生的文章总是有首有尾，脉络分明。开宗明义交代写作目的，然后逻辑严密地铺展开去，而且旁征博引、纵横驰骋却总不偏离文章的核心。如《〈兰亭帖〉考》首先说明什么是《兰亭序》和《兰亭帖》，再梳理世传的五类《兰亭帖》摹本刻本的情况及真伪问题，最后论断说：倘有荆溪吴氏所藏唐摹本存世，得与神龙本“汇合而比较，则《兰亭帖》的问题或者可以没有余蕴了”。文章既极专门，又很通俗，所以我们外行人也能看得明白。

　　在治学之道上，启功先生体味诸老前辈的言行，有两条铭心不忘的收获：一是懂得对古人的成说，不可盲从，不可轻信；二是明白了学问不是死的。

　　启功先生的《汉语现象论丛》以其对汉语特征的那种独到见解博得喝彩，尤当为之喝彩的是流动于其中的那种睿智，和作者的那种用自家头脑面对问题的治学气度。对于明确什么是真正的学术方法，这些流动的智慧实在有发壅起蔽的开示意义。启功先生曾多次对人说：“我没有大学文凭，只是一个中学生。” 这是事实。没有经过大学学院教育的正规训练，这是他的不幸，更是他的幸运。因为这样一来，他就没有任何学院教育的框框束缚，学杂诸家，不主一说，随心所欲，始终保持着自由自在的思维本色。

　　启功先生是当代古典诗坛上的泰斗之一，近十几年来出版了《启功韵语》、《启功絮语》、《启功赘语》等三部诗集。最近由中华书局又将这三部诗集汇集成《启功丛稿·诗词卷》，共收入近600首作品。这些作品工力深厚，风格鲜明，完美地利用了古典诗词的固有形式，又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的创造特点，为古典诗词如何继承与创新树立了很好的典范。同时，启功先生还对古典诗词的创作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，从理论上对当代古典诗词的创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，这些都对当代古典诗词的创作有很大的启发，值得我们很好地加以借鉴。

　　自古及今，名人似乎都或多或少有点名人的傲气和架子。比如魏晋时的嵇康吧，有一次，好朋友山涛写信劝他到中央谋个一官半职，你不领情也就罢了，还写了一封公开信，把人家臭骂一顿，最后说要断交。至于时下的名人似乎也没有因为时代的进步而把脾气改得温和一些，“假唱”、“摔话筒”、“拒演”一类的事时有发生。这种傲气和做派在启先生身上很难找到。以做人论，他的谦和与幽默是有口皆碑的；启先生写起学术著作来也与他的人、他的诗一样没有架子，一样“老实交代”。

　　今天启功先生驾鹤西去，但他的做人、做学问将永远是后人的楷模，我们将永远怀念启功先生。